作为设定的复杂性

我感兴趣的是复杂性、群组的形成与节奏。我热爱层级结构和复杂系统——它们从抽象的构造一直到细节都能被看见、被理解。我的信息学思维塑造了我的艺术创作。对我而言，单个元素、群组与上位结构之间的关系，本身就是设定的一个独立对象。

极简作品的激进令我着迷。我欣赏艺术家们削减与凝练作品时的彻底性，并从中学到很多。对我来说，具体艺术对于一个决定的清晰度以及对某一设定的专注至关重要。

我尤其要向 Jo Kuhn 致敬。在 Westfälische Salzwelten 举办的 Hellweg Konkret III 上，我得以将自己的作品与他的作品以及 K. G. Schmidt 的画作联系在一起展出。Kuhn 对色彩的专注和 Schmidt 的折叠令我着迷，也深深影响了我。这些经历也磨砺了我看待自己作品的眼光，但我并不因此得出一种普遍的削减义务。

我自己尤其关注结构内部的群组、节奏与变体。一个单独的形式、它对某个群组的归属，以及多个群组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同时发挥作用。重复、偏离与叠加都属于这种探究。我不想从原则上把这些关系削减到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设定。

让一个设定变得难以一览无余，或把矛盾置入一个系统之中，对我来说都不成问题。这些都是有意识的决定。因此，常听到的那种反对意见——认为一件作品对观者要求过高——对我而言并不足以成为简化它的理由。我的激进之处有一部分就在于：在我自己感兴趣的那个点上继续工作下去。为此，我甘愿承担要求过高的风险。

在我的后数字设定模型中，我从非定形艺术、具体艺术和具象性这三个参照点来看待自己的作品。其中所描述的增添语境，对我关于复杂性的探索至关重要：通过额外的规则、姿态或关系，既有之物会随之改变。意义可以通过充实而显现。删减并不是通往意义的唯一途径。

在创作以及尝试不同世界时，我也不会从原则上约束自己。丰盈之中会产生新的创造力、新的视角和新的设定。我不想为了让作品始终遵循一种简化的形式语言，而事先限制这些可能性。

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辅助的方法大大加快了这种尝试。仅单幅画作的物质性制作就可能耗时数月，而各种变体有时几天之内就能逐一推演。学习条件的这种变化，以及艺术凝练可能因此加速，都不容低估。由此产生的多样性看上去也许过多，但其中已经包含了深入的探究。这种工作方式也带来了不同的心理挑战。

在单件作品中，当我想突出某个设定、而并行的事物会将其遮盖时，我会有意克制。这时我会限定、取舍、删减。但我不会把为某一件作品做出的这个决定推及到我的全部创作。多重关系、群组或相互矛盾的节奏，同样可以是我想在一件作品中突出的东西。

我的凝练出于思考与信念。并非始终如此，也并非处处如此。我对极简艺术之彻底性的敬重，与我对复杂设定的兴趣并行不悖。我作品中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成分。它属于我有意识地设定的东西。